香港《苹果日报》高层及相关公司因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被起诉，壹传媒集团管理层决定停止出版所有刊物，香港深陷民粹舆论的日子或许会出现转机。《苹果日报》是香港法院常客，多次被别人起诉，但从来没有在判决之前就丢盔弃甲，为什么这一次却垂头丧气，不战而降？可能是因为这一次起诉是根据国安法，过去一年香港政府多次用这条法律起诉特定政治群体，包括壹传媒创办人及实际控制者黎智英，杀气之重令许多人闻风丧胆。壹传媒的董事们或许也是自知法律风险很高，所以选择自行结业，以免连累无辜同事。
经过过去一年的雷厉风行，北京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决心已毋庸置疑，但《苹果日报》的结局值得深思——如果它只是新闻媒体，为什么会涉嫌触犯这条法律，这才是社会应该刨根问底的议题。一个合理可能就是壹传媒集团作为新闻机构的定位出了问题，《苹果日报》并非“一般”新闻媒体。如果答案果真如此，甚至经过审视之后两者都被认定为激进政治参与者，它们与国家安全相关法律联系上就显得容易理解。
当新闻媒体异化为政治工具
互联网普及之后，资讯和舆论全面碎片化，媒体定义早就被解构，什么是新闻媒体，新闻媒体应该做什么，这些看似有着高度共识的社会认知已经面目模糊。Facebook是不是媒体这个问题在西方争议不休，Instagram、YouTube和连登的传播力有时候比传统媒体更强，微信、WhatsApp、Telegram这些通讯工具也都拥有强大传播力，传统新闻媒体的定义能够不被挑战吗？传播技术改变的不只是传播生态，更重要是内容以及舆论同样被彻底解构，曾经属于小众的民粹声音通过掌握新传播技巧逐步取代看似主流的舆论，什么是民意已经无法凭着声音的高低来划分，小众和主流之间不再存在明显界线，在新的常态建立之前，混沌是唯一可以用来描述舆论现状的词句。
政治的展现形式同样是多样的，并非只有政党才是政治的主体，任何可以搅动政治的存在物都是政治的。工会、企业、学校、社会团体都是普通的社会机构，但在特定时期却成为了政治主角——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期间成为政治中心，香港中文大学和理工大学在反修例骚乱中成为政治冲突场所，中大甚至被戏称为“暴大”——只是两个时期的政治运动有着天差地别的历史意义。既然如此，我们又如何可以否定某些新闻媒体不是政治机构，如何可以认为新闻从业员即使已经成为活跃政治分子，却依然可以盗用新闻自由来为政治行为辩护？
2019年反修例示威爆发后，黎智英曾在美国公开宣称“香港正在美国的敌营为美国而战”，而针对警方指控《苹果日报》发表呼吁外国制裁香港和中国或采取其他敌对行动的文章，有本地媒体作过统计，发现《苹果日报》自2019年起发表过逾百篇包含“外国制裁中港”元素的文章，当中有社论文章直接表明“坚持战斗的人应得到爱戴和感激”，“但愿美国国会、政府能发挥《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的威力，尽快把制裁对象扩至更多中港高官”。由此观之，，如果硬要坚持《苹果日报》只是单纯的新闻媒体，黎智英只是一位普通新闻人或商家而已，也就显得强词夺理，而这种狡辩在今天的社会没有立锥之地。
2019年，黎智英会晤美国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Twitter）
任何人都可以从一般商人、学生、普通记者的身份转轨为政治参与者，为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是政治家，投机的就是政客。一名学生只要犯法就变成罪犯，一个普通人触犯了恐怖主义罪行就成为恐怖分子。法律学者戴耀廷摇身一变成为“革命导师”，学生黄之锋快速成为熟练政客，媒体人黎智英成为社会骚乱的煽动者，这种身份变化的历程在现代政治中并不罕见。更重要的是，一旦越过政治与法律红线，之前的身份就毫无意义，你不再是学者、学生或商人，面对法律的严厉应对自然就顺理成章。
大家都知道美国前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是一名地产商，名声差劣，但他依靠自己的社交媒体成为美国右翼民粹政治的领导者，由于政治立场偏激，这些社交媒体账号被多家科技公司所封杀，命运事实上与《苹果日报》差不多。当然，特朗普的社交媒体账号不会被视作新闻媒体，这是他与《苹果日报》的一大分别，从商业性质而言，两者也完全不同，但作为政治载体或工具，差异就变得愈来愈少。特朗普和黎智英都是商人，除此之外，他们的个人背景没有多少可比性，但从推动社会走向激进化、民粹化来看，他们却没有实质分别，只不过前者成功了，甚至做了总统，而后者是失败的，更成为囚犯。特朗普的成功是因为他对美国社会的权力结构有很好掌握，在操弄美国的政治论述上懂得掌握火候，亦勇于站到最前线，至少到现在还具备影响力。黎智英恰好相反，他对香港社会的权力结构认知纯属一厢情愿，在操弄香港的政治论述时，完全忽略了中共或中国中央政府的存在，不知轻重，既缺乏自知之明，也谈不上勇而无畏，更多的时候只是以“造王者”身份在幕后煽动。这种差异或许能说明《苹果日报》今天遭遇的劫数。
绝大多数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可能是被动参与以及没有任何政治图谋，少数人，特别是运动的领导层就不会如此单纯，其中一些更是实际的策划者，它们要承担政治的所有后果。对激烈政治骚乱带来的破坏，制造暴力的主要领袖作为骚乱的实际策划者无法置身事外，曾经煽动暴力抗争的《苹果日报》亦然。当《苹果日报》社论高调鼓吹西方国家制裁香港和中国，它的管理层能够脱离干系吗？这些行为能够说成不是政治的，与国安法毫无关联，而且受到新闻自由保护吗？当这些事情持久发生，《苹果日报》还是新闻媒体吗？黎智英还只是新闻人或商人吗？
新闻自由不是靠“第四权”守护
我多次表达不认同传媒是第四权的说法，因为它不是。任何认同民主价值的群体，都不会让某个商业机构给自己赋权，包括政治权力，媒体亦不可以。或许传媒可以产生政治效果，但扮演政治角色不应该是新闻传媒的本意，除非它的主事者本身是政治的，传媒只是它的政治工具，为了追求特定政治效果而投身于媒体。一个政党的宣传品不是传媒，一个企业的宣传品更不是，传媒和宣传品显然不相同，传媒应该跟随公认的新闻标准。《香港01》作为倡议型媒体，当然也对社会事务表达看法，有一定的政治立场和价值主张，但它不会参与到任何政治行动中——无论它的倡议有否被接纳，它更不会用宣传的口号站在政治冲突的前线，甚至令自己陷入法律风险的境地。
新闻人应该拥抱新闻价值，不吝于权力或金钱、独立运作。既然如此，为什么会有传媒人认为自己可以在政治中分一杯羹，甚至直接扮演政治博弈的一股力量？《苹果日报》长时期积极参与政治，除了支持某种政见，更是通过媒体去鼓吹某类型激进政治行为，包括与法律不符的游行示威，对暴力政治展现同情、鼓励，黎智英据闻还在财政上支持国安法所指的违法行为。这些都是新闻媒体对自己身份产生异化想像的结果，一旦新闻媒体不只把自己视作新闻媒体，甚至不惜牵涉到违反国安法的政治行为中，又如何可以要求别人视之为新闻媒体或新闻从业员，给予尊重，甚至自由？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前行政长官董建华于2021年4月15日在中国香港出席国家安全教育日纪念仪式。（REUTERS）
政治就像潮水，无孔不入，它甚至可以变成巨兽，无物不噬，社会需要疏导潮水，约束巨兽，政治操作必须符合法律，它应该在一定的规律和伦理中运作。如果媒体坚持自己的角色，不是主动成为或被动利用作政治博弈的工具，当然应该享有新闻自由。然而，当新闻被异化为动摇社会基础的政治工具，岂能躲在新闻自由背后享有政治特权？一个借用传媒外衣的政客，就更难以拥有“进则新闻人、退则商人政客”的自由。政治不是魔术，更不会任由政客随机应变，一旦传媒人要转换跑道成为政治人物，他就必须离开新闻行业享有的保护伞，直面政治场域的斗争，包括其后果。当一份媒体和它的主事者鼓吹外国制裁中国或香港，当他们煽动政治暴动，包括纵火和恐怖活动，它显然不再属于新闻媒体的一员。当传媒或其老板成为了为政治工具和投机激进政客，它们作为新闻媒体或新闻从业员的身份绝不可能是免死金牌。
现代政治在社会中到处都在，为政治泛滥提供了客观条件，有一些人甚至以此为终生事业，而《苹果日报》从创立的第一天就钟情于此。当很多人都将精力放在政治上，大家必然质疑这里有着什么诱惑，让社会精英别无他求。政治与其他社会领域和资源有着根本差异，因为它是所有社会关系或资源的最高层级，可以说，它是有关整个社会的权力分配，造就权力之所在，自然成为逐鹿者乐此不疲的对象。
新闻自由是任何现代社会都必须坚持的原则，言论自由同样如此。然而，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分别是它们的拥有者究竟是谁，言论自由应该是法律赋予任何人的，在特定法律条件下行使，新闻自由则是专业新闻机构享有，但这种权力的确立必须建立在社会对什么是新闻机构的共识上。法官、医生、建筑师的身份依赖的是专业，新闻从业员也是如此。不以专业为标准，又有什么人知道你是新闻机构，难道真的以为你说是就是了？新闻专业还不至于如此廉价。
黎智英为政治投机承受代价
形式已经不能简单界定什么是新闻媒体，更重要的是某个机构或组织是否具备新闻媒体的性质与操守，就好像一份马经报纸或网站不会被人视为新闻媒体，更没有人会用新闻自由标准来评价它。一些人慨叹《苹果日报》停止运作后，反对派将失去发声的场地，这显然说明了大家对《苹果日报》本质的认定。传媒即使是反对派喉舌，也不应该被取缔，但既然代表反对派，就要知道在政治权力结构中反对派要认识自己行事的边界，它的工作绝对不应该逾越法律红线，一旦这样做，执政体系不可能宽松对待。
6月24日，大批巿民凌晨到旺角报纸档购买最后一份《苹果日报》。（香港01）
《苹果日报》停刊后，末代港督彭定康也来“凑热闹”，宣称自己管治香港时没有取缔《大公报》与《文汇报》，这番混淆视听的话语竟引起了一些人的共鸣，然而这两份报章纵然被视为北京喉舌，但在彭定康治下没有涉嫌违法行为，如何取缔？而彭定康没说的真相是，六七暴动期间，港英政府确曾以发表煽动文字或挑起警队内部矛盾等罪名，查封了几份左派小报。很可惜，在看不清政治的情况下，香港部分反对派愚蠢地变成了抗争派，甚至是暴力抗争、联通敌对政府，后果可想而知。美国民主党动用法律赋予的权力穷追猛打特朗普，许多人视为很正常的政治，既然如此，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依法起诉犯法人士或组织，为什么一些人又大惊小怪？
写完这篇文章之后，看到黎智英两年前在美国Foundation for Defense of Democracies的讲座，我会推荐读者去看这段视频。【 Protests, Crack Downs, and the Future of Hong Kong: A Conversation with Jimmy Lai (facebook.com)】听完他在讲座中的诳语，或许有人会觉得他神经病，我认为他不是神经病，而是彻彻底底的极端政客，是原教旨主义那一种。他认为香港是在为美国打一场代理人战争，是在敌人阵地之内为美国的价值观进行攻击，香港人就像犹太人在与纳粹进行斗争，甚至狂言美国在新冷战中的道德权威，就像拥有最具威力的核武器，足以在数分钟内“了结”中国——丢出这种政论的会是一个单纯的媒体人吗？当黎智英认为自己是道德战士，是民主斗士，我只能够慨叹他为什么要将香港人珍惜的民主演绎得如此低俗和愚蠢。既然他选择参与激进政治，要“了结”中国，他当然要为自己的计划承担后果。显然，两年前他要求美国支持香港抗争派对付中共之时，不会意识到自己今天的处境以及特朗普政府的下场。美国除了口头挑衅之外，它的核武器还是放在武器库内，只能对弱小国家耀武扬威，甚至要夹着尾巴以战败国身份撤离战场，之前有朝鲜半岛、越南，现在有叙利亚、阿富汗。所有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美国如此，黎智英同样如此，或许他的命运只是历史上不同时期一些政治投机者的必然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