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世界，中国积极与众多国家建立联系，展现出其迈向全球大国的强烈渴望。作为这一宏大目标的一部分，中国致力于重新发掘南亚的文化与遗产，实乃自然之举。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通过采用二元策略，不断提升其外交政策目标，在硬实力与软实力方面齐头并进。鉴于中国在软实力竞争方面相较于西方大国，尤其是其强劲对手美国略显薄弱，中国在多个领域积极拓展互联互通，涵盖文化、历史、基础设施建设乃至政治影响力等方面。本文旨在深入探讨这些层面，不仅重新审视旧有的联系，更点燃了拉近南亚人民与中国人民距离的新希望。语言、文明共性以及贸易前景对于推动文化及其他领域的互联互通至关重要。

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深厚帝国政治传统的 “文明国家”，其现代民族国家观念虽在 19 世纪才形成，但深受其丰富文化遗产的影响。儒家与老子的思想至今仍广泛流传，被认为是维护中国社会和谐与和平的重要力量。马丁・雅克曾言：“儒家世界是一个没有边界的世界”，并呼吁中国人 “重建儒家正统思想和儒家天下一家的世界观”。

历史上，中国历代王朝秉持 “天下为公” 的理念，这一理念在当今时代依然促使各民族（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和汉族等）和谐共处。尽管新疆维吾尔族等突厥穆斯林少数民族有时会展现出独特的身份认同，但中国以其悠久的文化传统，在政治文化适应过程中形成了高度的凝聚力。即便汉族人口占比超过 92%，中国依然保持着高度的同质性。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党统治鲜少引发不和谐的声音。

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互联互通议程增添了助力。据说约有 25% 的中国人信奉佛教，中国共产党政权将其视为提升中国软实力的重要领域，并纳入外交政策的范畴，这与共产党曾将宗教视为 “人民鸦片” 的说法形成了鲜明对比。

与之相对，南亚由于长期盛行的种姓分层制度而等级森严，这一制度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占主导地位的印度教和种姓等级制度依然根深蒂固。然而，佛教成为了连接中国与南亚的关键因素，它摒弃了许多印度教的仪式和习俗特征。如今，和平共处原则作为各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互联互通。

尼泊尔谷地与中国之间建立了深厚的跨喜马拉雅文化、政治和经济联系。大昭寺由加德满都谷地的艺术家在 1400 年前建造。在谷地的离恰维时期，公主尺尊嫁给了西藏国王。阿尼哥更是被视为尼泊尔与中国之间的最佳连接纽带。此外，众多探险家积极探索印度和尼泊尔的各类文化与宗教圣地。印度作为南亚的核心部分，于公元 67 年由印度学者迦叶波・玛坦嘎首次与中国建立联系。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发现印度》中写道：“印度和中国之间有双向交通，许多中国学者来到这里。” 其中，法显、宋云和玄奘等尤为杰出。许多中国学者曾在那烂陀大学研习佛学多年。

然而，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及边界、贸易、旅游和朝圣的政治化，中国与南亚国家之间如此丰富的文化联系几乎被切断。尽管如今接触的渠道更加便捷，但 “政治至上” 的观念却阻碍了合作与和平。在本应促进中国与南亚人民更大程度互联互通的时刻，竞争性的强权政治却制造了重重政治障碍。2024 年 9 月在马来西亚举行的文化论坛强调了建立文明联系、促进合作与理解的必要性，指出 “亚洲国家应充分利用文化和文明的力量，支持地区团结、开放和进步，实现共同未来”。

鉴于南亚各国在外交和战略政策上的政治立场差异，以及基于政治偏见的极端民族主义趋势不断升温，中国在驾驭与南亚地区的整体关系方面面临诸多困难。由于该地区大国之间的竞争，区域主义的概念和实践似乎正在逐渐衰落，中国提升文化互联互通的愿望可能会遭遇挫折。若印度、中国和巴基斯坦无法达成一定的政治理解，那么合作、稳定、团结与伙伴关系的前景将不容乐观。然而，在冲突与合作并存的背景下，仍有一些机制可以用于提升互联互通水平。

从文化层面来看，由于殖民主义的影响，南亚人接触西方文化多于东方文化。在英国殖民势力的推动下，西方教育和语言通过融合东西方文化，对南亚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语言、教育、生活方式等都深受西方的极大影响。此外，西方政治意识形态在南亚的影响程度之深，以至于南亚的新精英比西方人本身更加英国化。从历史角度看，南亚是不同文化特征的融合体。再次引用尼赫鲁的话：“一种综合体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新的建筑风格出现了，食物和衣服发生了变化，许多其他人的生活也受到了影响和改变。” 伊斯兰教在印度穆斯林统治者到来之前就丰富了南亚文化。这种丰富的文化综合体至今依然存在，有助于将其与以类似方式形成的中国文化传统相连接。

（本文来源：人民阵线 作者巴拉尔是一位政治学教授，曾任尼泊尔驻印度大使）